2026年11月2日
美國《紐約時報》幾日前刊出一篇長篇調查報道，揭示輝達(Nvidia)行政總裁黃仁勳(Jensen Huang)疑遭中國情報人員滲透一事。報道指出，一名與黃仁勳過從甚密的華裔女商人黃樂(Alice Huang)，被美國情報機構認定為北京的情報資產，長期向中方輸送資訊。更令人側目者，是特朗普總統約於一年前已獲滙報此事，卻選擇按兵不動——據稱其顧慮在於不願干擾輝達的晶片銷售，以免衝擊股市與經濟動能，亦不欲進一步攪亂中美貿易關係。
此事之所以值得深究，並非僅因其諜報色彩之戲劇性——冷戰以降，大國之間的科技諜戰從未停歇——而在於它以近乎寓言的方式，揭示了當代美國政經體制內一組深層矛盾：當一家企業的市值膨脹至足以左右國策的地步，當企業領袖與總統的私人關係親密到足以改寫出口管制規則，所謂「國家安全」究竟還剩下多少實質意涵？
一、五萬億美元的「護身符」
要理解此事的深層邏輯，須先認識輝達在當今全球經濟版圖中的特殊地位。截至本月，輝達市值約為5.3萬億美元，穩居全球之冠，其圖形處理器(GPU)事實上壟斷了人工智能數據中心的算力基建。2027財政年度第二季度，該公司營收高達962億美元，按年增長106%，其中數據中心業務增幅達117%。高盛估計，2026年全球科技企業人工智能相關資本開支將突破1萬億美元，而輝達正是這筆天文數字的最大受益者。
換言之，輝達已非一般意義上的「大企業」，它是整場人工智能革命的基礎設施供應商，是美國股市的「壓艙石」，是華盛頓用以證明其科技霸權的活招牌。在此語境下，對輝達採取任何可能損及其股價或業務的行動，在政治上便形同「自傷」。這恰恰是特朗普獲悉情報後選擇袖手旁觀的根本原因——他並非不知風險之所在，而是精於計算代價之輕重。
經濟學家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於1971年提出「監管俘獲」(Regulatory Capture)理論，指出監管機構往往被其所監管的產業所「俘獲」，最終淪為產業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輝達所展現的現象，已超越傳統意義上的監管俘獲，而更接近一種「戰略俘獲」(Strategic Capture)——當一家企業在國家戰略中的地位舉足輕重，乃至於國家不得不容忍其潛在的安全風險時，權力的天平便悄然傾斜。2008年金融海嘯時，華爾街的大型銀行被稱為「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如今的輝達，在某種意義上已是「大到不能查」(Too Big to Investigate)。
二、從海湖莊園到國宴主桌
黃仁勳與特朗普之間的關係演變，本身便是一部微型政商史。報道披露，當特朗普政府曾考慮全面禁止輝達對華出口晶片時，黃仁勳偕夫人親赴海湖莊園(Mar-a-Lago)，在一場高級捐款人晚宴上向總統當面遊說，力陳應允許晶片企業繼續與北京做生意。其後，輝達向特朗普的「舞廳基金」捐贈至少2000萬美元，並承諾在美國本土投資5000億美元於製造業。去月習近平赴白宮出席國宴，黃仁勳便坐在主桌之上。
此番圖景所折射出的，並非單純的企業游說——游說本是民主政治中的常態——而是一種更為深刻的結構性問題：當企業以鉅額捐獻換取政策影響力，而政策的鬆緊又直接關乎國家安全利益時，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之間的界線便模糊到危險的程度。美國政治學者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中早已指出，組織良好的小集團往往能以犧牲分散的大多數人的利益來獲取不成比例的政策影響。輝達精準地運用了這一邏輯：其500億美元的本土投資承諾，為特朗普提供了「製造業回流」的政治敍事；而放寬出口管制的結果，則讓北京獲得了繼續取得先進算力的通道。
事實上，黃仁勳本人的游說論述頗具說服力——他主張，中國擁有全球頂尖的人工智能研究人才，美國應當希望他們使用美國的技術，而非被迫轉向華為等替代方案。此說並非全無道理。經濟學中的「鎖定效應」(Lock-in Effect)確實意味着，讓對手依賴己方技術，長遠而言可能比完全斷供更有利於維持主導地位。然而，此一論述的致命盲點在於：它預設了美國能夠始終保持技術代差，且對手不會利用所獲技術實現自主突破。歷史一再證明，此種假設往往過於樂觀。
三、東芝事件的歷史鏡鑑
談及科技出口管制與國家安全之間的張力，歷史上最具參照意義的案例，莫過於1987年的「東芝—康斯堡事件」(Toshiba-Kongsberg Scandal)。彼時正值冷戰後期，日本東芝機械與挪威康斯堡武器工廠被揭發違反「巴黎統籌委員會」(CoCom)協定，向蘇聯出售可用於製造靜音潛艇螺旋槳的精密數控銑床。美國五角大樓認定，此批設備直接促成了蘇聯潛艇噪音水平的急劇下降，嚴重威脅北約的反潛能力。事件最終導致東芝兩名高管被捕，美國國會一度考慮全面制裁東芝集團。
將近40年後的今天，Megaspeed案與東芝事件在結構上驚人地相似：同樣是先進技術經由第三國轉手流向戰略對手，同樣涉及企業的商業利益與國家安全的正面衝突。但兩案之間存在一個關鍵差異——1987年的美國，對東芝施以雷霆手段，毫不顧忌可能損及日美貿易關係；而2026年的美國，面對牽涉一家市值5萬億美元、且其行政總裁與總統私交甚篤的企業時，卻躊躇再三，乃至知情而不為。
此一差異背後，是全球經濟結構的根本變遷。1987年的東芝，市值不過數百億美元，其螺旋槳技術雖然重要，卻並不構成日本經濟的支柱。而今日的輝達，其股價走勢幾乎與美股大盤共命運，其營收增速被視為人工智能革命是否持續的晴雨表。對輝達「動刀」，其市場效應將遠非東芝事件可比。
更值得深思者，是時代精神(Zeitgeist)的轉變。冷戰時期，「國家安全」在美國政治話語中具有近乎神聖的地位，商業利益在其面前須讓路。而在後冷戰的新自由主義秩序下，市場邏輯逐漸吞噬了國家邏輯——華爾街的信心、股市的表現、季度財報的數字，已在事實上取代了傳統的國安思維，成為政策制定者最優先的考量。特朗普政府對此事的處理方式，不過是此一趨勢的極端表現。
四、東南亞的灰色地帶
此案的另一面向，是圍繞東南亞數據中心所形成的「灰色通道」。Megaspeed的商業模式本身便極具代表性：在新加坡註冊、在馬來西亞建設數據中心、購入輝達晶片、再將算力租予阿里巴巴等中國企業。根據貿易紀錄，Megaspeed的馬來西亞姊妹公司在2024年6月至2026年2月間，購入價值至少48億美元的含輝達晶片之先進人工智能設備——對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而言，這是極不尋常的數字。
此種「離岸算力租賃」模式，在法律上往往處於灰色地帶——晶片並未直接出口至中國，而是留在東南亞的數據中心內；中國企業購買的是「算力服務」而非「實體晶片」。拜登政府末期已注意到此一漏洞並著手收緊，但特朗普上台後將相關限制鬆綁。這正是出口管制政策中一個老生常談卻始終未解的悖論：規則愈嚴，規避手段愈精巧；而規則的執行力度，往往取決於執政者的政治意志。
美國商務部早在2024年底便對Megaspeed的馬來西亞數據中心進行實地考察，發現輝達設備仍封裝在原箱中，顯示其係被轉運而非就地安裝。此項調查其後移交司法部處理，但至今未見實質行動。與此同時，Megaspeed繼續在柔佛州推進大型數據中心的建設，據知情人士透露，其所需晶片已悉數到位。
此一局面，令人想起十九世紀英國史學家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的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只是在今日的語境中，或許應當改寫為：「市值使人免責，絕對的市值使人絕對免責。」
五、AI時代的國安困局
此案最深層的啟示，或許在於它揭示了人工智能時代國家安全範式的根本困境。冷戰時期的科技管制相對單純——軍事技術與民用技術之間存在較明確的界線，管制對象是有形的「物」(銑床、核材料、導彈部件）。而在人工智能的時代，最具戰略價值的不是晶片本身，而是晶片所承載的「算力」——一種無形的、可經由網絡跨境流動的資源。你可以禁止晶片出口，卻難以禁止算力的跨境租賃；你可以管住硬體的流向，卻管不住軟體和模型的擴散。
黃樂案的深意正在於此：即便美國情報機構已認定她是北京的情報資產，即便商務部已發現Megaspeed的可疑行徑，即便總統本人已獲充分滙報，整個國家安全機器仍然無力——或者更準確地說，無意——對此採取行動。這並非情報體系的失敗，而是政治經濟結構的失敗。當國安考量與市場利益正面交鋒時，後者在當前的政治生態中佔據了壓倒性優勢。
海耶克(riedrich Hayek)畢生捍衞自由市場，認為政府干預必然扭曲價格信號、導致資源錯配。但即便是海耶克，在論及國防與外交領域時，亦承認市場機制有其局限——某些涉及國家存亡的公共財(Public Goods)，不能完全交由市場配置。輝達晶片的出口管制問題，恰恰處於海耶克理論的邊界地帶：它既是一項商業活動，又是一個國安議題；既關乎自由貿易的原則，又牽涉大國博弈的戰略。而當前的困局在於，美國的政策制定者似乎已選擇性地忽視了後者。
結語
黃仁勳在接受彭博社訪問時，稱輝達與Megaspeed的往來「正常且不尋常」，又稱公司已逐一清點Megaspeed所部署的每一塊GPU。此番措辭，在公關層面堪稱滴水不漏，卻迴避了真正的核心問題：當一家企業的行政總裁與一國元首的關係親密到足以影響出口政策，而同一位行政總裁又與一名被認定為外國情報資產的人士維持密切往來時，「正常的商業關係」這面擋箭牌，究竟還能遮蔽多少不正常的結構性風險？
參議員沃倫等「鷹派」已借此事力推《AI監督法案》、《晶片安全法案》及《出口管制對等法案》等多項立法，試圖將管制權從行政部門的酌情權中解放出來，交由國會監督。此舉能否成事，尚在未定之天。但可以確定的是，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霸權地位，正面臨一個深刻的自我矛盾：維持霸權需要企業創新，企業創新需要全球市場，而全球市場意味着技術不可避免地向對手擴散。
在這道無解的方程式中，輝達既是美國科技霸權的明珠，亦是其安全體系的阿基里斯之踵。而特朗普的沉默，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判斷，不如說是對這道結構性困局的一次無聲投降。至於這場「知情的不作為」最終將結出何種果實——是維持了脆弱的均衡，還是埋下了日後追悔莫及的伏筆——恐怕唯有時間方能給出答案。
徐立言(本欄每逢周一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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